高考档案被提走了但是没录取

我叫姜初。1998年，我的人生被人从档案袋里偷走了。他们以为，

拿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就只能烂在穷山沟里。我没认命。我去了北京，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靠着一支粉笔，从地下室的辅导班，

一路杀进了京城最贵的私立学校。我嫁了人，生了孩子，以为这就是我奋斗得来的下半生。

一场行业风暴，把我打回了原形。我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却在母校的教师光荣榜上，

看到了我的名字，旁边是另一张陌生的脸。那个女人，顶着我的名字，教书育人，受人尊敬。

她的父亲，从教育局长一路高升，成了副县长。他们一家，吃着我的人血馒头，

过了二十年安稳体面的生活。所有人都劝我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不知道，

在北京那些年，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个最不听话的。他的父亲，能让整个省的教育系统，

一夜之间，重新洗牌。我的复仇，不需要眼泪和呐喊。只需要，打一通电话。1.那年夏天，

火车没有开往大学1998年的夏天，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响，拉走了我们县城所有的希望。

除了我。我叫姜初，那年十八岁，是我们中学最稳的苗子，所有老师都拍着胸脯说，

我闭着眼都能考上师范大学。结果，我落榜了。连个大专的线都没过。我爸不信，

揣着我平日里所有的模拟卷子，跑去县教育局查分。卷子没问题，分数也没错。每一门，

都比我估的分数低了三四十分。我爸回来那天，半辈子的力气都像是被抽干了，蹲在院子里，

一口一口地抽着两块钱一包的旱烟。我妈抱着我哭，说：“初初，咱不读了，是他们没眼光。

”我没哭。我就站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看着天上被电线杆割成一块一块的蓝天。

心里空得吓人，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就是空。像是身体里最重要的一个零件，

被人悄悄拿走了。我知道，事情不对劲。可我没有证据。在那个年代，

一个山沟里的农民家庭，拿什么去跟“官方认定”的结果叫板？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

第四天早上，我推开门，对我爸妈说：“我去北京。”我妈愣住了：“你去北京干啥？

咱家又没亲戚在那。”“打工。”我说，“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个学校旁听。

”我爸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从里屋一个旧饼干盒里，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一沓子被捻得毛了边的零钱，一共三百二十七块五。“去吧。”他说，“家里有我跟你妈。

”我拿着那笔钱，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没回头，就上了那趟开往北方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人挤人，空气里全是汗味和泡面的味道。我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

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我没想过未来会怎样。我只知道，我的人生，

不能就这么算了。到了北京，巨大的火车站让我有点蒙。我按照报纸上找的地址，

去面试新东方。面试官是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他翻了翻我带来的那沓子获奖证书和模拟卷，

问我：“你高考分数多少？”我说：“没考上。”他把材料推了回来，

语气很客套：“不好意思，姜小姐，我们这里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我从新东方的大楼里出来，看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汽车，

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无力。那天晚上，我花了两块钱，在地下通道里买了个煎饼果子。

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不是因为面试失败，而是因为，我连个能打电话诉苦的人都没有。

哭完了，我擦干眼泪，开始在北京的胡同里，挨家挨户地看那些招工的小广告。最后，

我在一个叫“启明星”的小辅导班找到了落脚的地方。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

看了我现场做了一套初中数学卷子，二话不说就拍了板。“一个月八百，包吃住。住宿舍，

跟另外两个老师挤一挤。”宿舍是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空气潮湿，能闻到墙皮发霉的味道。

但我不嫌弃。有地方住，有饭吃，能讲课。对我来说，够了。我的第一堂课，

是给五个准备考高中的初三学生补习数学。那五个孩子，个个都是人精，看我年轻，

穿着土气，开口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老师，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啊？”一个刺头男生问。

我没回避，看着他的眼睛，很平静地说：“我没上过大学，高考落榜了。”孩子们都愣住了。

我笑了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道他们模拟考的附加题。“但这道题，

你们的老师讲不明白，我能。”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的课。从解题思路，到公式推演，

再到一题多解。我把那道题掰开了，揉碎了，喂到他们嘴里。下课的时候，

那个刺头男生挠着头走到我跟前，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你讲得……真牛。

”我看着他，心里那块空了很久的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填上了一点。我叫姜初。

1998年的秋天，在北京一个发霉的地下室里，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2.北京的风，

吹不动一张结婚证我在“启明星”一干就是五年。从地下室，教到了临街的二楼教室。

我的学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五个，变成了五十个，后来直接开起了大班课，

一百多号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我的工资，也从八百，涨到了一万。

我成了小圈子里的“名师”，姜老师这个称呼，比我的本名还响亮。我把攒下来的钱，

一半寄回家里，一半存起来。我爸妈在老家盖了新房子，日子过得比谁都舒坦。我在北京，

依旧住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不是没钱搬，是懒得搬。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

累得像条狗，沾床就睡，窗户对我来说，是个多余的玩意儿。方建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小胖的爸爸。小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就是贪玩，成绩中不溜丢。

我接手之后，没怎么骂他，就是陪着他，把他不会的题，一道一道讲明白。期中考试，

小胖数学考了班里第三。方建伟来给我送锦旗，还非要请我吃饭。他是个地道的北京人，

三十多岁，离异，带着个儿子。在三环边上有两套房子，靠收租过日子，人有点贫，

但心不坏。吃饭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姜老师，你太瘦了，得多吃点。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在北京打拼不容易。”我低头扒着饭，没说话。后来，

他总找各种借口来辅导班。有时候是给小胖送水果，有时候是说家里电器坏了，

来找我这个“文化人”看看说明书。辅导班的老师都开我玩笑，说方哥看上我了。

我没当回事。我这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脑子里没有那根弦。直到有一天，

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在宿舍里起不来床。方建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

二话不说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挂号，排队，缴费，跑前跑后。我在病床上输液，

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人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我睁开眼，看见方建伟坐在我床边，

眼里都是血丝。“你醒了？”他声音有点哑，“医生说你这是老毛病了，饮食不规律，

得好好养着。”我看着他，心里某个地方，动了一下。出院后，他非要让我搬去他家住，

说方便照顾我。“我家有空房间，你别多想，就是……就是看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他说话有点结巴。我看着他，想了想，答应了。不是因为感动，也不是因为喜欢。

是因为我累了。在北京漂了五年，我像一根绷紧的弦，那天在医院里，弦断了。

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喘口气。方建伟家，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结了婚，很简单，

就是去民政局领了个证。没有婚礼，没有戒指。领证那天，他挺高兴，说：“姜初，

以后你也是北京人了。”我看着手里的红本本，没什么感觉。婚后的生活很平淡。

我继续上我的课，他继续收他的租。我们像两个合租的室友，客气，疏离。小胖很高兴，

改口叫我妈。每天放学回来，都黏着我，让我给他讲题。

我看着他那张跟方建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心里会觉得踏实。后来，我怀孕了，

生了个儿子，叫方念。方建伟挺高兴，他妈更高兴，抱着孙子不撒手。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休了半年产假，再回到辅导班，感觉天都变了。铺天盖地的都是新政策的消息。打击教培，

规范办学。“启明星”这样的小作坊，是第一批被整治的对象。老板愁得头发都白了，

找我商量对策。我看着窗外，心里很平静。我知道，靠讲课挣钱的好日子，到头了。

那天晚上回家，方建伟正在看电视，是他最喜欢的足球赛。我把儿子哄睡着，走到他身边，

说：“建伟，我想回老家了。”他眼睛没离开电视，随口说：“回呗，我给你订票。

”“不是回去看看。”我说，“是回去生活。”他这才把头转过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胡话呢？好好的北京不待，回你那山沟沟里干嘛？儿子呢？儿子不上学了？

”“老家也能上学。”“那能一样吗？”他声音大了起来，“咱儿子是北京户口！

以后是要上重点的！”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没意思。我们结婚快五年了，

他从来没问过我想做什么，也从来不关心我的工作。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外地来的女人，

碰巧会教书，能把他儿子的成绩提上去，还能给他生个儿子。我的梦想，我的事业，

他不在乎。“方建伟，”我开口，声音很轻，“我们离婚吧。”他愣住了，

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姜初，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疯。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北京的风，很大，很硬。但吹不动我心里的那点念想。那点念想，关于讲台，关于学生，

关于我自己。它在我心里埋了二十多年，快要发霉了。现在，我想把它带回家，

让它见见太阳。3.回到原点，才发现原点是假的离婚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快。

方建伟没怎么纠缠。他觉得我不可理喻，是个疯子。儿子方念的抚养权给了我。

方建伟每个月给三千块钱抚养费。他觉得，我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回了老家，

过不了三个月就得哭着跑回来求他。我没跟他争。我收拾好东西，抱着方念，

坐上了南下的火车。来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一个帆布包。回去的时候，我是一个母亲，

两个大皮箱，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老家的县城变化不大。还是那条窄窄的街道，

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我爸妈看见我抱着孩子回来，眼都红了。他们没问我为什么离婚，

只是默默地把我接回家，给我和我儿子收拾出一间最干净的房间。我在家休整了一个月。

每天就是带带孩子，陪我爸妈说说话。县城的生活很慢，慢得让人心慌。我知道，

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用手里的积蓄，在县中学附近，租了个小门面。简单装修了一下，

挂了个牌子——“姜初培优”。我没做什么宣传，就是贴了个招生简章在门口。一开始，

没人来。县城里的人都觉得，一个从北京回来的离婚女人，能教出什么好学生？第一个学生，

是我初中同学领着她儿子来的。“姜初，我儿子数学不行，你给看看。

”我看着那个跟我当年一样，眼神里带着点怯懦的男孩，点了点头。“行，放我这吧。

”我没急着给他讲题。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跟他聊天，看他做作业，

找出他所有知识点的漏洞。然后，我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补习计划。一个月后，

男孩的数学成绩，从班里倒数，冲到了前十。一传十，十传百。我的“姜初培优”，火了。

每天来报名的家长，把门槛都快踏破了。我忙得脚不沾地，但我很开心。这种被需要，

被认可的感觉，比在北京挣再多钱都让我踏实。有一天，我送最后一个学生出门，

准备关门回家。一个女人站在我门口，看着我。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大，

穿着一身得体的教师套装，脸上带着温和的装。“你好，是姜初老师吗？”她问。“我是。

”“我叫李静，在县中学教语文。”她伸出手，“我听很多学生家长提起你，

说你课讲得特别好。”我跟她握了握手。她的手很软，很暖。“李老师你好。

”我们客套了几句。她说想观摩一下我的课，学习学习教学方法。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后来，她真的来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拿着个本子，很认真地听我讲课，做笔记。下了课，

她还跑来问我问题。一来二去，我们熟了。她人很好，很热情，

经常给我带些自己做的小点心。她说她丈夫也在县里当公务员，她父亲是县里的副县长。

她说：“姜初，你真厉害，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能把事业做得这么好。不像我，

就是个普通老师，全靠家里安排。”我笑了笑，没说话。有一天，儿子方念发高烧，

我急着带他去医院，课上到一半就走了。李静主动说：“你快去吧，剩下的课我帮你上。

”我感激得不行。等我从医院回来，天都黑了。我路过县中学，想起来我的包落在了辅导班，

就拐了回去。辅导班的灯还亮着。我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李静说话的声音。她在打电话。

“……爸，你放心吧。我都打听清楚了。她就是姜初，当年那个……对，就是她。

她现在开了个辅导班，生意还挺好。不过你放心，她什么都不知道。她还当我是朋友呢。

”我浑身的血，一瞬间就凉了。我站在门口，一动也不敢动。“……嗯，我知道分寸。

她现在对我一点防备都没有。我会看着她的。她翻不了天。”李静挂了电话，

哼着歌从里面走出来。一抬头，看见了我。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姜……姜初？

你怎么回来了？”我看着她，感觉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张我看了几个月的温和笑脸，

现在在我眼里，变得面目可憎。我没说话，走进屋里，拿起我的包。路过她身边的时候，

我停下脚步，很轻地问了一句：“李老师，你也是1998年参加的高考吗？”她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4.她偷走的人生，藏在一张旧报纸里李静的反应，证实了我所有的猜测。

但我没有当场发作。我拿着包，对她点了点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转身离开了。回到家，

我把睡着的儿子放在床上，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一整夜。脑子里乱糟糟的，

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所有的细节，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明明考得很好，为什么分数会那么低？为什么偏偏是李静，主动来接近我？为什么她父亲，

是现在的副县长？我打开电脑，开始查。那个年代，很多信息都查不到。

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李振华。李静的父亲。1998年的时候，

他是县教育局的局长。我的心，沉到了底。第二天，我照常去辅导班上课。李静没来。

一连一个星期，她都没再出现。我也不去找她。我知道，她在怕什么。

我开始了我自己的调查。我去了县里的档案馆，说要查一些教育方面的旧资料。

工作人员不让我进，说要有单位介绍信。我碰了一鼻子灰。我又去了县中学，

找到我当年的班主任。他已经退休了，记性不太好。我跟他聊了很久，才让他想起来我。

“姜初啊……我记得你。学习特别好的一个女娃。可惜了，高考没考好。”我问他：“老师，

您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班，有没有一个叫李静的？”他想了很久，摇了摇头。“没印象。

好像没有这个人。”我心里有数了。李静，根本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她甚至，

可能不是我们那一届的学生。那她是怎么用我的名字，进了县中学当老师的？这件事，

像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着我。我白天上课，晚上就一个人琢磨这件事。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线索，都写在一张纸上。李振华，教育局长，高考，我的分数，李静，

县中学老师。这些词，像一个个独立的孤岛，我需要一座桥，把它们连起来。我决定，

从李静本人下手。我找了个私家侦探。是我在北京时候，一个学生家长介绍的。很靠谱，

嘴巴也严。我让他帮我查李静。查她的履历，查她的家庭，查她的一切。一个星期后，

侦探给了我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李静，原名不详。高考成绩一塌糊涂。

1998年，她的档案，被她父亲李振华，用手段，替换了我的档案。

她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去了那所我梦寐以求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又由她父亲安排，

用姜初这个名字，进了县中学，当了老师。她的人生，从1998年开始，就是偷来的。

是踩着我的尸骨，一步步走上去的。我看着那份报告，手抖得厉害。不是愤怒，是冷。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刺骨的寒冷。我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看着窗外的月光。

我想起了十八岁的我，站在绿皮火车上，以为自己要去奔赴一个全新的未来。

我想起了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我一边吃着两块钱的煎饼，一边告诉自己要坚强。

我想起了我抱着刚出生的儿子，觉得这辈子，也算有了个交代。原来，全都是个笑话。

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我被偷走的东西，

一样一样，全都拿回来。我给那个私家侦探，又打了一笔钱。“帮我查李振华。

从他当上教育局长开始，所有的事，巨细靡遗，我都要知道。”挂了电话，我打开抽屉，

拿出了一张泛黄的旧报纸。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年，在一个旧书摊上买的。

是1998年的《县城日报》。上面有一篇报道，是关于那年的高考。

报道的标题是——《热烈祝贺我县高考再创佳绩，文科状元花落县一中》。配图上，

一个笑得很灿烂的女孩，举着一张纸。那张纸，是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个女孩，

不是我。但通知书上的名字，是姜初。这张报纸，我留了二十年。我一直以为，

是报社搞错了。现在我才知道，错的不是报社。是这个世界。5.最没用的男人，

递来最锋利的刀拿到李振华的调查报告时，我正在给学生们讲古诗。“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我念着诗，心里想的却是，家破了，人还在。报告很厚，像一本书。

里面详细记录了李振华这二十年来的“发家史”。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每一笔，

都有据可查。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笔，就是关于教育专项资金的挪用。有一年，

省里拨下来一笔钱，专门用于改善山区小学的教学条件。那笔钱，最后不知所踪。而那一年，

李振华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我把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我知道，这些东西，

足以让李振华身败名裂，牢底坐穿。但我不准备这么做。直接把他送进监狱，太便宜他了。

我要的，是诛心。我要让他们父女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一点点化为乌有。

我要让李静，从她那个“受人尊敬的李老师”的神坛上，狠狠地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我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这些证据，在最恰当的时候，以最爆炸的方式，公之于众的契机。

我拿着那份报告，想了很久。最后，我拨通了一个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联系的电话。

赵一嵩。我在北京教过的，最让我头疼的一个学生。他是个典型的富二代，家里有钱有势，

来我这儿上课，纯粹是被他爸逼的。上课睡觉，下课捣乱。我没少收拾他。但他不怕我，

还总跟我对着干。有一次，他逃课去打游戏，被我从网吧里揪了出来。我没骂他，

也没告诉他爸。我就是看着他，问了一句：“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他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