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头条我的报纸能说话

《《民国头条：我的报纸能说话》》1油墨的气味混着霉味。我坐在一张掉漆的办公桌后，

桌上一杯冷茶，几只苍蝇在上面起落。门外，一个人在喊，“裴少爷，上个月的纸钱该结了。

”另一个声音接上，“我们印了半辈子报，就没见过这么办报的，退钱！

”账房顾先生把头埋得很低，背影像一只弯曲的虾米。他小声嘟囔：“少爷，顶不住了。

”我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报头印着三个字——《沪城闲话》。头版是一张模糊的照片，

内容是某个银行家嫁女儿的宴会流程。字印得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我看着这份报纸，

看了一分钟。这玩意儿，在我的时代，连厕纸都嫌硬。三天前，我还是个新媒体小编，

为了一个十万加的爆款熬了三天三夜。再睁眼，就成了这个同样叫裴声的倒霉蛋。父母双亡，

家道中落。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家快要关门的报社，和一屁股债。“裴少爷！

您倒是说句话啊！”门外，是印刷厂的王师傅，嗓门跟他的身材一样粗壮。“就是！

报纸上写的都是张督军的小妾、李老板的洋房，跟我们有半个铜板的关系？

我们订报是想看点有用的事！”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先生气得胡子直抖。我站起来，走到门口。

外面堵着七八个人，神色各异。有来讨债的，有来退订的。他们的眼睛里，有愤怒，有鄙夷，

也有看热闹的幸灾乐祸。我没看他们。我走到墙角的火盆边，把手里的报纸丢了进去。

火苗一下子舔上纸页，字迹在火焰里扭曲、变黑，最后化成一缕青烟。外面的人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像在看一个疯子。我转过身，看着他们。“从今天起，《沪城闲话》没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屋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王师傅愣住了：“没了？

裴少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钱……”“王师傅，你的钱，我一分不会少。”我打断他，

“各位要退订的钱，我也照退。”顾先生在我身后猛地抬头，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没理他，继续说：“但是，给我三天时间。”我伸出三根手指。“三天后，

你们来看一份新的报纸。”“如果到时候，你们觉得它还是垃圾，我裴声，

把这家报社的地契双手奉上，抵了你们的债。”所有人都被我的话镇住了。

那个长衫老先生狐疑地看着我：“三天？你能变出什么花样？”我笑了笑。“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我说完，转身回了屋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顾先生急得快哭了，

凑过来压着嗓子喊：“少爷！你疯了！我们哪还有钱印新报纸？拿什么印？地契要是没了，

我们睡哪儿？”我走到屋子最里面，那里停着一台巨大的机器。一台老式的铅字印刷机。

它浑身漆黑，像一头沉默的钢铁巨兽，这是裴家唯一的“传家宝”。

我伸手抚摸着冰冷的机身，脑子里响起一个机械的声音。舆情印刷机，绑定成功。

功能：根据已发行报纸，生成实时舆情报告。这就是我的底气。我回头看着顾先生，

一字一句地告诉他：“顾叔，我们不是在印报纸。”“我们是在印人心。

”2把讨债的和退订的人打发走，报社里只剩下我和顾先生。空气里还飘着纸张烧焦的味道。

顾先生瘫在椅子上，一脸生无可恋。“少爷，账上只剩二十块大洋了。

印一批报纸的纸钱和油墨钱都不够，更别说王师傅他们的工钱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安慰他，虽然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可报纸上写什么呢？

三天时间……”顾先生愁得直揪自己本就不多的头发。写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没回答他，独自一人走出了报社。沪城的下午，阳光从洋楼的缝隙里斜斜地照下来，

把路面切割成一块明一块暗。黄包车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汽车的喇叭声，混成一片，

嗡嗡地往耳朵里钻。这就是民国。一个光怪陆离，又充满生机的时代。我沿着街边慢慢走着。

路过一家报摊，上面摆着十几份不同的报纸。《申报新刊》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头版标题是《法租界总董公子昨日大婚，盛况空前》。

旁边的《新闻报》写的是《新任警察总长谈沪城治安》。全都是大人物，大场面。

我摇了摇头。这些报纸，写给谁看？写给那些同样出入洋楼、坐着小汽车的人看。可沪城，

更多的是什么人？是那些在弄堂里生火做饭的妇人，是在码头上扛着麻袋的苦力，

是那些拉着黄包车，用汗水换饭吃的车夫。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不觉拐进了一条小弄堂。这里的气味和外面大马路上的不一样，

混着饭菜香、阴沟水味和廉价的烟草味。一个男人蹲在墙角，埋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短褂，脚上的布鞋破了洞，露出黑乎乎的脚趾。

身旁停着一辆旧黄包车，车身上有几道很深的划痕。我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老总，

出什么事了？”我递过去一支烟。他抬起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眼眶通红。他接过烟，

点上，猛吸了一口，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吸进肺里。烟雾缭绕中，他开了口，声音沙哑。

“钱……钱丢了。”他叫老马，是个黄包车夫。从乡下来沪城十年了，每天睁眼就是拉车，

闭眼就是一身臭汗。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每个月都得把钱寄回去。今天，

他刚从一个阔太太手里拿到这个月的工钱，一块大洋。一块银闪闪的袁大头。

他把钱用手帕仔细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可拉了一趟活，把一个醉鬼送到十六铺码头，

再一摸口袋，空了。手帕不见了，那块比他命还重要的大洋，也不见了。

他沿着路来来回回找了十几遍，天都快黑了，连个影子都没找到。

“一块大洋……”老马的眼泪掉了下来，“那是我婆娘的药钱，

是我娃的学费……是我一家人一个月的嚼谷啊……”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我知道，我的第一篇报道，有了。不是什么达官显贵的花边新闻，

也不是什么政府官员的陈词滥调。就是他。一个丢了一块大洋的黄包车夫。一个被一块大洋，

逼到了绝路上的，活生生的人。我站起身，拍了拍老马的肩膀。“老总，别哭了。跟我走，

你的钱，我帮你找回来。”3我把老马带回报社。

顾先生看到我领回来一个浑身汗臭的黄包车夫，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少爷，

这是……”“顾叔，倒杯热茶。”我没多解释，扶着还有些失魂落魄的老马坐下。

一杯热茶下肚，老马的情绪总算稳定了些。他局促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不知道该往哪放，

眼睛一个劲儿地瞟着周围的环境。对一个拉车的苦力来说，报社这种地方，

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踏足。我搬了条凳子，坐在他对面。“马师傅，我想把你的事，写出来，

登在报纸上。”我的语气很平和。老马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全是惊恐和不解。

“写……写出来？裴少爷，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一个臭拉车的，丢了钱，这点丑事，

怎么能上报纸？”“这不是丑事。”我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沪城像你这样，

靠力气吃饭，养活一家老小的人，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你今天遇到的事，

他们明天可能也会遇到。”“一块大洋，对那些大老板来说，不够吃一顿饭。但对你，

对千千万万个像你一样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我把你的故事写出来，

不是为了看你笑话。是想让全沪城的人都看看，一个普通人，活下去，有多不容易。

”我的话似乎触动了他。老马低着头，捧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沉默了很久。

顾先生在一旁听着，脸上的表情从疑惑，慢慢变成了思索。“裴少爷……”老马终于开口，

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你要是真能帮我把钱找回来，我……我给你当牛做马。

”“当牛做马就不用了。”我笑了笑，“我只需要你，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越详细越好。”那个下午，报社里没有谈论什么国家大事，也没有分析什么股票行情。

只有一个黄包车夫，在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生活。他讲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喝一碗稀饭就出门拉活。他讲他为了省钱，中午只啃两个冷馒头。他讲他拉车时，

最怕遇到下雨天，也最喜欢下雨天。怕的是自己淋病了没钱治，喜欢的是下雨天坐车的人多，

能多挣几个铜板。他讲他拿到那一块大洋时，心里有多高兴。他盘算着，给婆娘买药，

剩下的钱还能给娃扯二尺新布做件衣裳。他讲他发现钱丢了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

我没有用笔记，就这么静静地听着，把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种情绪，都记在心里。

顾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我身后。他看着老马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轻轻叹了口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马的故事讲完了。他像是把心里所有的苦水都倒了出来，

整个人都虚脱了。我从抽屉里拿出五块大洋，塞到他手里。“这……”老马像被烫到一样，

猛地缩回手。“这不是给你的。”我说，“这是预支的稿费。你的故事，值这个价。

你先拿着，回家给嫂子买药，剩下的，等报纸卖出去了，我再给你结。”我顿了顿，

又补充道：“钱，我会想办法。但报纸，需要你的故事。”老马看着桌上的五块大洋，

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站起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老马，

顾先生走到我身边，眼神复杂。“少爷，你真的要把宝，押在这么一个……普通人身上？

”我走到那台冰冷的印刷机旁，轻轻拍了拍它。“顾叔，你信不信，这个普通人的故事，

能让整个沪城都震动。”4夜深了。顾先生已经回家，报社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桌上一盏孤灯，光晕像一滩化不开的浓墨。我铺开稿纸，提起笔，脑子里全是老马那张脸，

和他说的那些话。该怎么写？按照这个时代的报纸写法，标题应该是《一车夫不慎遗失钱财，

望拾者归还》。内容平铺直叙，干巴巴的，没人会多看一眼。但这不行。我要写的，

不是一则寻物启事。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的绝望，和一个家庭的希望。我闭上眼睛，

现代媒体那些深入骨髓的技巧在脑中翻滚。

用户思维、情感共鸣、细节描写、设置悬念……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

我没有写老马丢了多少钱，而是先写这笔钱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妻子的药，是孩子的学费，

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口粮。我没有平铺直述他如何丢钱，而是通过他的视角，

描写他拿到钱时的喜悦，揣在怀里的踏实，和发现钱不见时的天旋地转。我用最简单，

最直白的文字。不说“悲痛欲绝”，而是写“他蹲在墙角，像一条挨了打的狗”。

不说“生活艰辛”，而是写“两个冷馒头，就着瓦罐里自带的白开水，就是一顿午饭”。

每一个字，都带着泥土的味道，带着汗水的咸味。写到最后，我停下笔，

开始思考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标题。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眼睛，

是决定读者看不看下去的生死线。《车夫失金记》？太文绉绉。《谁捡到了一块大洋》？

太平淡。我的目光，落在了稿纸上“天都塌了”那四个字上。一块大洋，

就能压垮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提笔，在稿纸的最上方，写下了一行大字。《一块大洋，

逼死沪城一条好汉！》写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成了。第二天一早，

我拿着写好的稿子和仅剩的二十块大洋，找到了印刷厂的王师傅。王师傅看着稿子，

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钱，面露难色。“裴少爷，不是我不帮你。这标题……太吓人了，

要是惹上官司怎么办？再说，这点钱，连买纸都不够啊。”“王师傅。”我把钱拍在他桌上，

“这是定金。你信我最后一次，先帮我印五百份。剩下的钱，等报纸卖出去，我三倍给你。

”我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是我连夜画的。“而且，这次的排版，要按我这个来。